中国的几千年行政管理决策体系中，长期处在“有财税，无金融”的局面下，在中国精英文化中，对金融的理解，普遍不够深刻，大多数人沿革了知识分子常犯的毛病，做一个行走的书柜，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借着基本经济学理论书籍，生搬硬套之后就开始给经济做评断、下猛药。

综上两种观点，我都极不赞同。为此我坐下来认真思考，查阅数据和资料，梳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脉络，尝试说清楚未来的改革方向，为什么是财税而并非金融。

一、财税是什么？

财税从字面意思理解，毫无疑问就是“财政与税收”，再直白一点，就是一个国家的收支问题。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收谁的钱，怎么花，花到谁身上，这是根本性的大问题。

中国古代的财税形式种类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井田制：西周时期，道路和沟渠将土地分割成“井”字形，中间为公田，其余八块为私田分给八家，公田由八家助耕，收获全部归各级封建主，比如周天子、诸侯等。

初税亩：春秋时期的鲁国于鲁宣公15年实行，不分公田与私田，一律按照土地交纳土地税。秦国商鞅变法时，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且可以买卖。

人头税：秦汉时期的编户制度中，包括对成年人征收的算赋和对未成年人征收的口赋。

田租：秦汉时期政府按编户征收的土地税。

租庸调制：唐代的租庸调制中，“租”是以土地为标准征收农作物的税种；“调”是以手工业品为对象征收的税种；“庸”是指若每丁每年不服役，可以向国家交纳财物如绢或布来代替。

两税法：唐代中期开始实行，每年夏、秋两次征收，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

方田均税法：北宋时期，为解决豪强隐藏田地导致税赋不公平的问题，要求县令每年测量土地面积，根据土地肥沃与贫瘠的不同分为五等，承担不同的田赋。

一条鞭法：明代在全国统一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将田赋、徭役、杂税一律折银交纳，但没有将所有徭役全部由银量代替，整体推进税收种类由繁到简，也由实物税转向货币税。

摊丁入亩：清朝雍正时期，在明代一条鞭法的基础上，把人丁税全部纳入田亩，结束了之前按人丁和田亩双重的收税标准。

此外，中国古代还有一些其他的税收形式，如汉代的户赋，是在封君食邑区内对民户征收的一种税，供封君列侯享用，不直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以及各个时期的工商和山木产品杂税，包括对商人手中积存的现金与货物征收的“算缗钱”，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算车船”，对马牛羊等牲畜征收的牲畜税，盐、铁、酒税（或专卖）等。

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在不同朝代不断发展和演变，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财政需求。

从税收对象看，总体呈现出从“人头税、地头税”转向“财产税”的趋势；从税收形态看，经历了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的变化；从税收结构看，由以“农业税”为主转向“工商税”的比重逐渐增加。这些财税形式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当财税枯竭之时，就是国家消亡或败落之时。“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其实都是相互转换的，没有强大的中央财税收入，军事外交无从建设，外敌入侵时国家土崩瓦解，万劫不复；没有富足的人民，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会因民心涣散，内乱迭起。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财税的重要性并不觉得陌生，重要的时代都伴随着一系列财税的改革。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一段“兴也财税，败也财税”的不断迭代试错，不断财税修正的历史。

二、金融是什么？

简单来说，金融就是关于钱的各种事儿，包括钱怎么流通、怎么管理、怎么增值等。那么钱是什么呢？马克思说这叫“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价格的标记单位，是货币。可是金融这个概念里，所包含的钱，已经不仅仅是货币了，它演变成更为复杂的系统，所以现代社会有“金融系统”这一名词。

那么什么是货币时代，进化到金融时代的分水岭呢？

毫无疑问，是现代银行业务诞生之后，是复式记账法，“借贷关系”的货币管理方法诞生之后。大家可能对印刷机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点灯的发明更能理解，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复式记账法”的发明是这一系列重大科技发明，工业发明的前提，可能很多人不以为然。

如果没有专门从事货币管理和货币增值的机构，现代银行的诞生，就不会有近几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金融系统的逐渐成熟，是整个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础，是伟大时代的重要前提。

那么到底什么是金融呢？在金融体系中，货币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很多人一辈子在追逐金钱，但是金钱的本质在“复式记账法”诞生之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复式记账法把原本单维度的货币增减，重新定义为了“借贷的此消彼长”，就好比一个三棱镜，把透明的阳光，折射出七色彩虹，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原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阳光。

在这个“复式记账法”的三棱镜下，钱分解为了债务和资产，借入和贷出。并且设计了一个上帝之眼的平衡记账方式，让单方面的记载不能被采信，需要多方核实才是完整的账本。

金融的本质在这个技术发明之后，从流通货币载体，变成的“债务与资产”，举债变成了获得资产的前提，甚至货币的本质从对应的物质财富，变成了财富与债务的两面性。如果用一个更为直白透彻的语言来描述，那就是：财富的本质从“积累能力（攒钱）”转变为“举债能力（借钱）”为衡量标准。

中华文明长期处在农业文明中，财富观念还停留在，以时间积累财富的过程。而西方社会银行家们，早就懂得了“财富是举债的艺术”。

我们以美元为例：美元是由美联储发行的。美联储主要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实现基础美元投放。

具体来说，当市场上流动性短缺、经济低迷时，美联储会进入公开市场购买国债，从而向市场投放货币以刺激经济发展。而购买国债的钱来自美联储发行的货币，这构成了美联储的负债，即美元（美元的全称：流通中的美联储票据 Federal Reserve notes in circulation）。美国的国债是以国家信用发行的债务，将以国家税收作为偿还，这也使得美元代表了美国国家信用。

所以可以看到，美元的本质是以美国的”财税“为抵押，举债发行的一张票证，本质上与实物资产，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在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被清晰地表达在美国的金融运转体系中。

美元的本质就是“举债的艺术”。

那么以美元为中心的，一系列的股票、债券、期货、房地产、银行、担保、信托等等，都是这种债务交易与流通的变形。金融系统从“流通功能”逐渐转移到以“增值功能”为核心的金融市场体系中来，国家的最高经济形态，已经从物质生产的工业化资本时代，转移到以货币追求增值的金融资本时代。

能用钱赚钱的时代，谁还愿意用劳动赚钱呢？

三、财税与金融的关系是什么？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曾经自豪地宣传，国家”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很快从80年代开始，我的父辈的工资中，就有一部分是”国库券“，也就是”国债“。同步，中国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举债，中国的经济进入快车道。截止到2023年，中国的内外债总体规模是多少呢？

中国外债截至2023年末，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475亿美元；中国的内债根据中国财政部预算司2024年3月25日公布的数据，2023年末中国内债余额为296979.22亿元。中国2023年内外债规模约为47.5万亿元人民币，约6.5万亿美元。截止202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3.2万亿左右，这意味着货币市场上流通有23万亿人民币，是这些外汇的人民币债务。两者加起来是70万亿人民币。2023年12月末，中国金融市场狭义货币（M1）余额68.05万亿元，人民币的举债与货币总量（考虑还有汇率波动因素影响）整体相当。

上面这组数据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民币的整体资产负债表是对齐的。

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784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税收收入181129亿元，同比增长8.7%；非税收入35655亿元，同比下降3.7%。此外，2023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0705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744亿元。综上累加，政府可支配货币资产约30万亿人民币，折合成美元约4.1万亿美元。

那么让我们来对比一下，美国的财税与金融的关系吧。

2023年美国的财政收入总额在8.4万亿美元左右，其中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约为4.4万亿美元，占比超过50%；美国各个州政府的财政收入为2.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三成；其他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5万亿美元左右，占比约为18%。美国财政部官网于2024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34.7万亿美元，再次创历史新高，这笔债务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左右。

美国以8.4万亿的收入，举债34万亿，如果按照现在美元10年期国债利率约5%计算，一年的利息支付约为1.7万亿美元，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2023年3月9日发布的2024财年（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预算，总规模接近6.9万亿美元。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美国财政收入支付上限，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破产了，但是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崩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财税与金融的关系，是举债与偿还能力的关系。当一个国家，或者个人，有稳定的偿付能力，就具备了举债能力，而这种金融行业的”乘数效应“，是一切金融机构获利的基本逻辑。

保障一个国家持续稳定的偿付能力，无非是以下几点：

1、这个国家具有长期稳定的政治和外交环境，不容易陷入战乱和内乱之中；

2、这个国家有持续的科技进步，从而让偿付能力获得持续的动力支撑；

3、这个国家有开放的金融市场，债务可以随时变现，获得资产的高流动性；

如果按照美元的操作模式，中国4.1万亿美元的财税收入，可以支持至少17万亿美元的举债规模，也就是可以支撑124万亿人民币的狭义货币M1的金融规模，这是当前中国货币供应量的约2倍。但很显然人民币不是美元，美联储可以这么玩，人民币不能这么玩。

三、为什么我们依然是“有财税、无金融”的国家呢？

前面我们说到，金融以及货币的本质是“举债能力”与“偿付能力”的长期可持续运转体系。至少在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是按照这个逻辑在循环的，美元的发行与金融体系，在全球依然占据中心的地位。

那么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按照这个逻辑在运转的吗？很显然，并没有。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世贸协议以来，中国的人民币的发行权，被”外汇占款“所左右，中国实际上让渡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权。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中国采用了外汇管制的基本货币政策，以每年的外汇结余，同等比例进行人民币结算，作为基础货币发行出来。所以中国的人民币发行多少，谁都没办法提前知道，要看外汇结余多少才能估算出人民币发行了多少。

中国外汇储备的历史最高值出现在2014年6月底，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202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3.2万亿左右，这意味着有8000万美元，约6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兑付成美元，退出了中国人民币金融市场，以银行乘数效应来测算，至少导致了15-30万亿的M2广义货币的减少；当然只要这种兑付，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挤兑，通过同步增加内债的方式，可以弥补这一货币短缺带来的负面影响的。

在商业上有一个这样的逻辑，如果企业的利润率很低哪怕只有1%，但是如果每个月能实现一次资金周转，那么年利润率也可以高达12%。美国的庞大金融市场，提供的价值就是这种资金周转效率，最终导致美国的金融总资产规模远远大于中国。2021年美国资产总规模达到460万亿美元，金融资产占美国资产规模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6%，约350万亿美元；非金融资产规模大约在110万亿美元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2022年3月15日消息，初步统计，2021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81.95万亿元，中美之间的金融资产总量，相差近10倍之遥。

导致这一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元有庞大的金融市场作为支撑，这就是财税模式的经济体，与金融模式的经济体之间必然的差距，即便中国已经超越了所有经济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总量经济，但金融领域的差距，是拉开中美经济总量的根本原因。中美之间的本质差距，已经在其他所有领域几乎都拉平了，只有在金融领域还不在一个数量级。

当前世界各国中，可能只有紧跟美国经济体模式的日本和英国，同样具有金融国家的属性，其它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都处在“有财税，无金融”的国家行列之中，中国也并不孤单。

但中国的学者和老百姓，对现代金融本质的理解都很不深刻，我们习惯了粮仓里的粮食，是靠一颗颗积累下来的，而不懂得金融账本中的钱，其实根本上只是一串记录债权与债务的数字。

四、美国的金融霸权会走向崩溃吗？

很多人在说，美元体系的金融资本主义，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依我看并没有，美元依然在日韩、英国以及香港、新加坡的金融市场，承担最核心的货币资产。连欧洲的法兰克福也是债券市场主导，其运行机制深度依赖美元结算体系的支撑。其它市场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那么美债的规模真的到了上限吗？前面我们分析了，美国如果按照一个单一经济体而言，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破产的境界，财税收入除了支付财政预算，已经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美元国债的利息支出，典型的资不抵债的一家企业财务状况。但是，要记住美元是世界货币，不能按照一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衡量她的财务状况，要用中央银行体系的标准来衡量。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可以无限扩张的。在这张资产负债表上，借就是贷，贷就是借。美联储的扩表只需要12个联邦储备银行开会，就能决定。具体的操作是用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欠债来购买国债，以国债规模发行对应的美元，再把这笔钱还给联邦储备银行。2012年年底，美国国债总额达到债务上限16.4万亿美元，当时美国财政部预计“X日”（即财政部非常措施以及库存现金耗尽的日期）将于2013年10月17日到来。事实上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停摆，12年后国债上限翻了一倍多达到3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依然在”X日“边缘挣扎，但美国政府依然不会停摆。

前面我们提到，美国2024年度联邦财税收入预算是5万亿美元，如果全部用来支付美联储国债利息支出，可以支撑100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政府预算支出是每年6万亿美元，完全可以用借国债来维持政府开支，假设就按照2024年财年数据不变，从34万亿到100万亿，还够美国政府挥霍66万亿美元支撑11年的财政支出。再随着通胀带来的货币内部贬值效应，财税收入很有可能会持续增长，这样美国依赖这套世界货币金融玩法，再持续20-30年没有任何问题。

认为美国在未来四五年，将走向财政枯竭，走向系统性崩盘的想法，是不够有科学依据的，美元的劲敌欧元虽然没有被彻底打垮，但只要俄乌战争的隐患还在，随时可以点燃战火，欧洲就不是世界货币的避险之地，美元依然具有强劲的世界货币地位，地球上一大半国家，只能忍受美元霸权。

虽然不会崩溃，但的确存在巨大的危机，隐藏在美元背后的巨大”堰塞湖“正在集聚毁灭性能量，这个堰塞湖不是美国国债，而是美国资本市场上虚高的“资产价格”，也就是美国“股市”所蕴藏的巨大风险。

美元庞大的发行规模，如果不能面向全世界进行投资，不能再用“美元潮汐”来收割世界的优质资产，那么美元除了走向严重“消费价格通货膨胀”，那就是走向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通货膨胀”。消费领域的通胀，目前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美国社会赤贫人口在大幅度增加，表现在社会层面，那就是都市流浪汉变得多起来，社会治安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物价指数连续攀升。

在资产领域通胀，表现在美国股市连创新高，一家财务收入20亿，财务亏损数亿美元的AI公司（OpenAI），获得了千亿美元的资产价格估值。英伟达这样财务净收入150亿美元的公司，已经获得了3万亿美元的市场估值。美元持续加息的最大隐患，并不是政府和经济实体出现风险，而是美国资本市场会出现巨大风险，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完全无法预测会在哪一天鼓声突然停止。在这样的“资产堰塞湖”的威胁下，美国其实才是最害怕战争的国家，一旦战火烧到美国本土，炸弹丢到华尔街的广场上，美国资本洪水就会淹没一切可以淹没的地方。

五、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财税金融”系统？

美元体系之所以还如此坚韧，美元资产堰塞湖还没有遇到即将溃坝的风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以美元计价的资本，暂时没有可替代的金融系统逃避这一风险。

我在之前的“龚海国图志”文章中，提到过全世界有一个庞大的养老基金资本，追求绝对的安全与稳定收益和增值，目前来看还是只有美元体系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1999年的“战斧劈向欧元”，还是2022年的俄乌战争爆发，都是把这个庞大的养老基金资本，驱赶到美国金融资本市场。

中国人民币资本市场，无论是自身的“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还是整个以国有资本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建设，都不足以吸引和支撑这么庞大的国际资本的停留。中国还停留在“有财税，无金融”的整体格局下，对美元体系无法形成哪怕是基本的冲击和影响。在2017年成功祸乱香港之后，原本以港币为自由金融市场的影响，也变得微乎其微和不足挂齿起来。

那么中国的国内经济，以及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还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呢？依然是这道货币自由兑换高墙，阻隔了美元潮汐风险。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如此庞大经济体规模下，金融资本不能正常进出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金融高边疆”。为什么美国政府，一直在催促对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认定，根本原因也是对金融资本，自由进入中国扫清最后的障碍。

中国在面临的巨大金融风险，一方面是被迫打开货币自由兑换通道，美元以数倍与人民币资产的洪水，冲进来洗劫中国优质资产；另一方面中国坚决不开放货币自由兑换通道，人民币被美元体系逐渐排除在结算系统之外，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币机制受到严重限制，产能过剩结合人民币通缩，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停滞发展，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形。

打破这一困局的方法和措施，也很明显。那就是一带一路沿线，中国的产能和资本的双重输出，也就是所谓“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用无息贷款、低息贷款的方式，与非美元体系国家构建新的“举债”关系，从而让人民币走出通缩陷阱，同时释放过剩的产能，形成以人民币为结算体系的，商品服务输出和人民币债权回流的“新财税金融体系”的构建。

这个公式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下：某中亚国家政府，向中国举债人民币100亿元，这笔钱由国家发展银行，或者央行特批的“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来完成放债，但是这笔钱并没有流出中国，定向与中国的高铁、建筑、桥梁建设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和原材料采购，向某中亚国家当地劳动力和运输企业，支付的也是人民币，用以购买中国的消费品。这样100亿的狭义货币（M1）就发行出来了，随后进入银行系统流通，产生200-500亿人民币的广义货币（M2），即便是这笔款项最后无力偿还，这笔百亿规模的货币进入了市场流通，上下游企业都在这笔资金的带动下获得了生意机会。最后以“人民币债务外挂”100亿的形式，实现国家经济新的发展动力。

当然，某国政府也不会爽约和懒账，随着几十年过去，这笔100亿资金还会以原材料，低端工业品补偿的方式，进入中国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中国人民币规模进一步扩大，并且很自然的将进入，一些国家的储备货币和债权货币的体系。

中国用实物建设投资的方式，替代了原来的美元货币投资的方式，建构起来一个全新的财税金融体系，人民币或许并没有象美元那样，依托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走向世界，但是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商品、人民币服务跟随债务，走向了世界。

除了中亚国家，还有东盟十国、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伊朗与叙利亚、阿拉伯世界等一系列国家，都将采用这一模式，为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一系列的实物商品、基础建设的金融服务。中国即将迎来，一个以人民币结算为核心的，新国际贸易、新国际基建黄金期。

这一做法一方面没有对美元产生冲击，因为人民币依然不是可自由兑付货币，也没有成为储备货币的意图和风险，另一方面，也没有和美国的工业生产力，形成抢占市场的竞争和对抗。即便美国政府和外交精英们发现，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包围，被撕开了一道裂缝，也拿中国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种公开的阳谋，美元在这个领域中无能为力。

六、为什么中国的M2远远大于美国的M2呢？

按照前面我们提到的，现代金融货币的本质是举债，意味着这几年时间里，人民币基础货币将直接减少1.5万亿人民币，再结合以各种方式游资出境，和“外汇外挂”所带来的货币减少，如果放大到广义货币M2，则会带来连带的近5万亿的货币”缩表“消失。

眼下中国经济的下行，有很综合的原因，其中表现在”钱“这个货币金融现象上，就是出现了人民币的大规模”隐形缩表“问题。为什么说是”隐形“的呢？因为在人民币整体供给出现了实际上的缩水，但市面上反而出现了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过剩，银行大量货币贷不出去的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大幅度降息的情况持续出现，与美元的息差进一步拉大，引发更多的美元资产和人民币资产，都纷纷被美元加息吸引到美元金融市场。

货币发行机制：外贸净盈余+外币净投资+外债余额=狭义货币M1总和

货币流通机制：（狭义货币M1/银行存款准备金）*银行信贷效率（乘数效应）=广义货币M2

M2是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指标，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支票存款、储蓄存款以及零售货币共同基金的份额，被广泛用作衡量流通货币数量的指标。中国人民银行1月12日发布2023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92.27万亿元，同比增长9.7%，狭义货币（M1）余额68.05万亿元，同比增长1.3%。美联储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月，美国的货币供应M2为20.87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货币供应M1为17.99万亿美元。根据2024年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货币供应量数据和美联储网站的数据，中国的M2货币供应量远远高于美国。

一直以来很多人，解读为中国货币发行量甚至超过了美国。这是很不正确的理解，我在这里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

美元是“双币种模型”运转的金融系统，也就是我们说的“流通货币”和“资产货币”分离的体系，流通货币是美元，资产货币是债券。美国国债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流通性，且是带有资产增值基本属性的金融载体；美元是纯粹的流通货币，不具有本身增值的属性，只有投资到股票、房产、期货、债券上，才是资产属性的金融载体。

人民币则是“流通货币”和“资产货币”合体的金融载体，只要把人民币放在银行吃利息，人民币就是资产货币，可以带来增值预期。中国的整个金融系统，并没有把这两个币种，清晰地分离开，这样的好处是，老百姓不需要学习太丰富的金融知识，就简单增加储蓄，就是资产积累和增值的最直接表达，有利于国民的储蓄率的持续提高；而坏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中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了太大太多的功能责任….

中国的银行，既要承担国家的资产管理和货币流通，又要保障储户的资产安全和现金流，还要成为个人与企业融资的载体和出口，银行几乎成为了中国金融的全部。中国的资产和货币，都在银行系统中流转，以银行为统计核心的M2广义货币，可不就庞大到吓人的地步吗？

我举个例子就能说明清楚：美国企业可以在债券市场发债、股票市场增资扩股、票据市场展期等方式，实现直接融资；而中国企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找银行贷款，或者找银行的影子银行贷款，除此之外别的措施都及其难以实现，除了某些超大规模企业和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经营主体都无法实现直接融资。而只能通过银行揽储，赚取中间商差价之后，贷款给经营者。

所以美国的M2，应该加上美国金融市场发行的国债、企业债、银行间票据的总和，再跟中国的M2做对比，就明白了为什么直接对比中美两国的广义货币，是极其简单粗暴的不正确的分析手段。

那么中国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金融系统”，有点像早在200年前的欧洲和美国银行家的经营模式。但老旧的并不一定就一定是不好的，它的好与坏，要结合产业属性，发展阶段，国家政治制度，人民综合素养等等来全面评判。

中国经济是一个浓缩版的欧美经济，再结合前苏联经济的多远混合体。欧美苏花了几百年的经济运转周期，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浓缩着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了这样的发展阶段。但不管怎么发展，其中有一个贯穿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重大经济现象出现，那就是房地产经济的大规模爆发。这里面涵盖了银行金融、土地管理、实体经济、政府财税等一系列的要素，中国经济的成也房地产，未来的极大风险也积累在房地产上。

七、中国“房地产经济”困境是当下的“财税金融”困局的根源吗？

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困局，是房地产外债的疯狂挤兑，房地产资产价格的大规模缩水，以及房地产带来的财税收入的持续下降，并连带出来的货币紧缩。也就是说，按照以往几十年：外贸净盈余+外币净投资+外债余额=狭义货币M1总和的发币机制，中国人民币在被动（不是央行政策决定的，而是外汇占款退出自动形成的）大规模的“缩表”。

根据中国房地产报2021年10月18日的报道，截至9月末，房企美元债存量规模已达22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3万亿元，占中资美元债的24.29%，其中高收益地产美元债占到6成以上。2022年到期规模将达到614.97亿美元的最高点。另外，据克而瑞数据，2021年年内、2022年和2023年到期的（包含回售和永续赎回）中资地产美元债分别为62.5亿美元、519.4亿美元和450.8亿美元。这些还仅仅是部分数据，坊间传说某位地产商大佬，一个人就借了2万亿人民币的内外债，可以推断这个数据的巨大规模有多恐怖。

那些在2015年之后，还疯狂扩张投资建设的房地产企业，都面临及其困难的经营状况，从总量上来说，被誉为“基建狂魔”的中国房企，到底盖了多少房子呢？根据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显示：2023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838364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89884万平方米；房屋新开工面积9537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69286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9983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竣工面积72433万平方米。

这还只是增量部分，一年之内正在盖和已经盖好的房子。我们再来看看这几十年来盖了多少房子吧。根据任泽平团队2024年7月发布的《中国住房存量测算报告：2024》，2023年中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335.5亿平方米，城镇住房套数约3.74亿套，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约35.9平方米。2023年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为1.07，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的套户比分别为1.01、1.09、1.12，一线城市住房供给阶段性达到静态平衡，但由于老旧房屋占比偏高，住房供给存在结构失衡，供给仍然有所不足。

两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房子已经盖到4口之家，家家一套140平米的房还多出近10%；如果加上还在建、待建的房子，很快4口之家都可以家家一套170平米的房子了。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下跌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房价不能跌。之前龚海国图志专门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这牵扯到中国的重要“资产计价工具”的问题。如果房价严重下跌，中国几十年里积累的财富，将化为乌有，很多中国老百姓会变得什么也没有了。

房地产不仅仅绑住了老百姓，也绑住了银行与政府。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1月26日公布的《2023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202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37.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2.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2.63万亿元，同比下降1%。两者合计65万亿元，是银行信贷总量的四分之一还要多，如果房贷出现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就要崩溃掉，这是系统性风险必须防范。

房地产在土地财政方面的贡献，甚至对各地政府产生的财税依赖，也是不容忽视的。粤开证券研究院根据各地财政部门数据整理了1998年至2023年土地出让收入前15省份排名。其中2023年江苏以9482亿元继续稳居榜首，浙江以6470亿元位居第二，山东（4156亿元）排在第三，四川（3952亿元）升至第四名，广东排名跌至第五。2013年江苏土地出让收入为6831.47亿元，浙江为4184.13亿元，山东为3468.14亿元，四川为1797.8亿元，广东为2248.69亿元。与2013年相比，2023年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广东的土地出让收入分别增长了38.79%、54.64%、19.82%、119.22%和-21.38%。从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到，土地财政收入正在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蔓延，而近十年来，沿海发达地区较早采用土地财政模式的地方，土地财政的下降速度也是惊人的。

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财税之路，也是不可持续的金融之路。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房地产财税与金融困局、以开发建筑为核心的产业困局正在发生，当如何才能得到化解呢？答案就是在稳住“房地产经济”的前提下，转型到“数字经济”的方向上来。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的投资转向，人才转向和政策转向，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财税与金融”转向。这正是最近政府所倡导的“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导向。

后面我们再讨论“数字经济转向”，先对如何稳住“房地产经济”做一个分析和解读。

八、如何才能守住中国的”全民资产价格“不缩水？

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2022年3月17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25%-0.5%区间，此举为其自2018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截至2023年7月27日，累计加息11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5.25%至5.50%，达到22年来的最高水平。

按照正常情况判断，联邦利率提升，稳健资产收益上涨，风险资产价格就会下跌，例如股市和债市价格都会进入下跌通道，可实际上债券价格的确是下跌了，但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主要资产配置载体股市依然高歌猛进，以纳斯达克股指为代表的科技股涨幅近50%，也就是说加息后美元资产没有缩水，而是增值了。高通胀只给底层美国人带来了困扰，中产阶级或以上的人群，在这几年资产增长迅速且强劲。

与美元高度绑定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也和美元同进退，只有日韩虽然是同一个金融体系的成员，但表现却十分耐人寻味起来。我们以日元为例：日元自2022年3月的1美元:119日元的区域，到最近的1:160日元区域，日元汇率上贬值了超过30%，但是与此同时日经指数却从24000点一路上涨到了最高41000点，涨幅达到惊人的70%。以日本金融的成熟程度，货币贬值资产增值，对中产以上的人群，不但不亏反而赚了。

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日韩，无论是通胀还是汇率贬值，最终资本持有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盈余，只是苦乐底层民众和普通消费者。很多朋友问我，美国什么时候降息，我回答遥遥无期，保持美元高利率是未来很长时间内，美联储的基本政策方向，这一方向酝酿了很多年，也将实施很多年。如果问具体是多少年，我看至少按照10年计。

那么中国呢？中国的物价稳定，利率水平持续下跌，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满满的。但是中国的中产以及有产一组，却陷入了焦虑。中国的股市始终不死不活，房地产价格不涨反跌的趋势明显，可投资的空间非常狭小，资产保值增值的途径被灭杀到只剩下黄金。

回到房地产这个中国全民最重要的资产配置上来。

那些加杠杆炒房的投机者，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伤群体。那些自住为主的消费者，工作也还能覆盖住按揭成本的人群，就只当是每月交房租了，也没有什么好想的。我们现在要特别关注的，是那些有两道三套住房或商铺，以房地产作为主要投资手段的人，大概有多少？他们是否会出现严重的止损抛售，撤资立场留下一地鸡毛的可能？而促发这一可能的根本原因，也还是财税因素，那就是房产税的征收而导致。所以中国在近十年内，不要考虑征收房产税，让中国投资房产的人，相对安心持有。

第二个是银行，银行在大房地产时代，迟到了一笔巨大的红利，适当回吐给投资房产者也是理所应当的。具体怎么做呢？利用政策对房屋贷款按揭的违约期，适当延长。对具体遇到还贷困难，估值下降太快的房屋估值，适当保持温和态度，不要给人雪上加霜。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抵押贷款的首付款保护机制，让购房人在面对房屋价格剧烈波动的情况下，还能对首付款有一定的残值可以维持基本生活。

总之通过前面的解读分析，可以看出来。中国人民币在整个美元体系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如果跟随美元升息，股票大涨中产和有产一族的利益是保护住了，但整个社会大众群体将会跌入深渊。这一选择是与基本政治制度有关，也和历史文化有关。

那么在这么激烈的金融对弈中，中国人民币资产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中产阶层的安全感在哪里呢？千方百计稳住房地产这个中国人资产价格的载体，同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财税与金融道路，是未来10年摆在中国经济顶层设计部门的重大使命和艰巨任务。

在创新中国财税金融体系之前，需要在此总结一下美元体系的财税金融特色：首先美元是”双币模型“，用”资产币“和”流通币“分离的方式，来创建一个“双螺旋”货币体系。美债作为“资产增值定价”基准，以其稳定性、安全性、流动性为所有资产投资，确定了最低收益率。

其次，美元的流动性以美债为基础，进行扩表和缩表，从而控制全球货币的流动性，在流动性潮汐往复中，美元资产被持续实物化和产业化，从而强化了美元的核心定价地位。

  最后，以美元开放的融资市场，便利的投资手段，为创新提供持续的流动性支撑（投资支持），从而通过源头创新来获得产业资本红利，更进一步强化美元的实际价值锚点，让美元之船更加波澜不惊。

人民币资产和金融市场，没有照搬美元体系的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否则保持在美元体系中作为最高原则就可以了。所以人民币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的新财税金融和货币体系来。

九、人民币能否走出一条“后现代主义”的“新财税金融货币”体系？

  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美元体系的经济学家，都是只能理解和融入美元体系的学者专家，所以依靠这群喝着“美元牛奶”长大的大脑们，来决定中国“新财税金融”体系，是几乎不可能的。另外，在对金融的深刻理解方面，欧美银行家们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有着长期控制世界货币体系定价权的操盘经验，中国甚至还处在“有财税，无金融”的初级阶段，想要制度性、结构性、根本性创新一种新的体系出来，这谈何容易。

但是，有些中国人在财税历史和金融学习上，有着极其强大的天赋，并且曾经熟练应用其原则，击败过国际货币金融的早期模式，一度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就是中国长期采用的“实物金融”的运行模式和运行经验，在宋代和明代都发挥了其重要的价值，1949年解放后的上海“两白一黑”的金融大战，也以“实物派金融”获胜而告终。

所谓”实物金融“，也就是回归到“实物本位金融“时代。例如银本位、金本位、粮棉本位等早期的金融形态。如果说世界货币，完全脱离“实物本位金融”，时间并不是很长，也就是1971年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彻底与黄金脱钩，流通绑定石油、资产绑定美债的50多年的时间长度。而实物本位的金融体系，延续了数千年历史。

世界货币体系在美元的近50年彻底法币化之后，其实是带来了巨大贡献的。人类金融美元体系的全球化进程之后，才有了中国这50年的巨大变化，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惊人，得益于美元的“脱实就虚”带来的流动性膨胀。如果没有美元这一海量流动性的输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奇迹。如果说要回到“实物本位金融”时代，这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倒退，是全世界经济的流动性灾难，世界也会因此陷入动荡和战争，人类甚至会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和泥潭。

那么，既要保持强大的货币流动性输出，又要回到”实物本位“的金融体系中来，人民币能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人民币是否可以勇挑重担，成为人类下一个新货币体系的倡导者和构建者呢？全球能否出现一个非单一国家主导的，公平、公正、公开且能够自平衡的金融货币体系呢？

我看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去集思广益开始探讨，就已经是一件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大事了，更何况这将重构世界财富关系，未来人类命运于此休戚相关起来。可以说，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制度建设，是和平地球，绿色地球的长治久安之旅。

中国的管理层，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决不能走美国的老路，不能“脱实就虚”走货币空转模式，商品价格的资产化和资本化，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价格剥削。中国要始终坚持走实体经济的道路，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就业和创新。

这不仅仅是一种战略选择，更是一种对未来人类世界的担当与责任。一个国家的利益，不能强加在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就如同一个阶级群体的利益，也不能强加在其他更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一样，这个世界必须走向更加公平与公正，走向结构性平衡与整体性平衡，否则中国几千年来的“乱治循环”，也同样会在世界范围内，全地球范围内反复重演。

地球需要有一个站在全地球，最根本和最长远利益的角度，来治理和管理的机构，来发展和建设的规则，以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

十、下一个“新财税金融”的时代即将来临？

国家最新金融行业政策强调：不对标美国金融模式，银行、证券、保险严格分业经营，强调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工作重点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个方面，控制地方政府发展金融的积极性，突出金融是中央事权，实施强监管等。中国不需要太多的金融中心城市，主要是上海和香港。并且认为金融业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不能将金融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金融业发展不能高过于实体经济发展；银行业融资和服务仍然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和发展的主要方式；国有金融机构是主体；要合理看待金融高薪酬问题；金融学基础和教科书需要进行改革，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理论相结合。

很显然中国管理层已经发出了金融改革的发令枪，中国金融往哪里去，意味着未来财富将会以何种形式承载，参照美国的金融致富、金融暴富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么中国的金融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金融，是什么样的金融呢？金融与财税的新关系、新可能将会是如何构建的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再梳理一下中国当下的财税金融体系，是怎么样的，与美元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吧。前面我们已经反复提到，自古以来的中国中央财政的治理模式，就是财税管理模式，而不是美国的财税金融管理模式。中国长期以来的财税模式，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的欧美工商业时代，而全球资本逐利模式，已经从工商业生产带来的流通，迈入了投资带来的增值。这一模式好处是，世界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也就是资金充足，经济可以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是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产业空心化，中低阶层群体忍受高通胀的剥削，阶层跃升变得更为艰难，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这种财税与金融的不匹配，依然以间接税（生产环节征税）为主的模式，也遇到了深刻的问题。中国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定价权，长期被美元体系所支配，美元投资拿走了中国房地产、互联网两大红利的很大一部分发展成果，中国企业需要向外资偿还大量的投资红利。中国经济陷入类似日本经济的陷阱，低增长、低通胀、低欲望趋势异常明显。

中国的银行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基础还是国有，国家通过强大的政治话语权，进行持续的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制度改革等，中低收入阶层获得了较强有力的，国家层面平衡机制的支撑，不至于陷入基本生活的困境。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总额达到了100625亿元，比2022年增长了3.6%；剔除一次性安排的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后增长7.9%。所以中国用包括国有企业亏损投资乡村建设、投入大规模基础建设以外，中国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也拉平了很多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从金融层面上来解读，中国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出口贸易所带回来的“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可以持续几十年不间断用对等发现本币，来对冲外币的经济体。就是中国央行外汇管理局，充当了类似支付宝第三方支付一样的功能，所有进入中国的，不管是投资还是贸易结算的外币，都存进这个池子里，然后发行一种叫人民币的“法定积分”，给大家进行国内生产生活。

但随着中美贸易战、科技战逐渐深入，出口和投资带来的“外汇占款”越来越少，围绕这一模式的金融体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接下来中国必然要构建自己独特的，在国有银行主体机制下建立起来的新“财税金融体系”，用以支撑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持续发展。其中与财税机制充分融合的“数字金融”将会是改革的突破口，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模式。

十一、中国的“新数字财税金融”的展望与猜想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的跨时代应用，人类近几十年里最了不起的改变，就是信息管理和传输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金融归根到底，就是一组和一系列信息的处理，包括之前提到的货币的本质是“举债”能力与持续“偿债”能力的管理，而这都是信息化时代，特别擅长去处理的领域。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实体经济载体，已经部分实现了货币的数字化转型。如果用传统的经济学统计方法，已经无法统计互联网交易的经济数据，在货币没有进入银行结算系统，彼此高频交易所产生的经济行为，我们既没有计入GDP的统计中，也没有计入M2的货币结算统计数据中，全中国去现钞的商业交易场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这是一种商业金融文明的进步，欧美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已经越拉越大了。

中国的消费领域的事实证明，财税金融体系，走向数字化已经有了非常坚实基础和广泛场景。

中国的电子商务在2003年到2015年的发展过程中，享受到的最大红利，并不是信息化的红利，而是财税红利。一个开淘宝店的商家，通过网上销售，没有税负的担心才是最大的红利。那些实体商业在面对消费者的过程中，需要承担的租金压力、税负压力、人工压力，在网商时代，统统减半甚至就根本没有，这些经济领域的交易行为，消费行为根本没有纳入国家的财税体系，而第三方支付的早期运作模式，更是脱离了人民币的发行与管理，中国在网商时代的M2广义货币，被严重低估了。

中国接下来的财税改革，必然是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移。而中国数字化支付和网上消费，为中国的数字直接税的征税，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和场景基础。这里所说的“直接税”就是，以消费税为代表的，国家税和地方税按比例适当分配的，在消费环节征收的税。这种大规模的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有以下几个非常关键的价值：

1、大规模减轻企业负担，把间接转嫁到商品上的价格，直接在消费环节征税，最终企业和消费者都将获得利益，直接表现是商品价格不增反降；

2、税收基数庞大，能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税收益。2023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7万亿元，除去已经征收的税种，可以广泛对各类消费品、餐饮服务、网上购物征税消费税，参考日本消费税为标准税率10%，其中7.8%归为国税，2.2%划归地方税。按去年数据可以征税4.7万亿的税收，并且通过国家和地方的分税管理，可以大大增加地方财政的稳定收入。

3、直接税可以作为国债利息支付的依据标准，为中国金融走向双币模型，境外国家长期持有中国人民币，提供规则透明和付息安全稳定的制度保障。这样中国将进入央行自主发行本币，且为全球提供储备货币的可能，奠定财税金融体系的基础。

4、为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进入全球手机终端，实现与其它第三方支付充分技术融合与结算融合之后，人民币数字化和全球化，提供重要的发展契机。

5、为中国内需的真正激活，提供重要的发展机会。长期以来间接税政策，对沿海发达的生产型省份有很强的经济拉动，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来平衡发展，这大大限制了地方政府拉动消费的积极性，拼命增加产能导致产能过剩。通过直接税的改革，以消费为主导的财税政策，让政府工作的重点从生产环节转移到消费环节，将大大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带来动力。

6、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后，消费拉动对人民币汇率起到稳定和增值的作用。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国之后，人民币采购国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将超过美国，人民币将在市场上成为稀缺货币，国际贸易出现逆转，中国在消费自身产能的基础上，还能吸收大量的国际产能，从而让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价值感，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十二、新财税金融体系建立后的”数字资产“的猜想与展望

随着财税政策引导后，中国经济将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社会。以消费为核心的“数字资产”形态，将变成未来商业竞争的最核心商业资源。中国社会中，广泛的商业模式将发生逆转，从传统的“代理商”模式的商业竞争与服务，转向“经纪人”模式的商业价值服务。其中用户行为数据、交易数据、地理位置数据、社交数据、设备和使用数据、人口统计数据、心理和情感数据、健康和生物数据、信用和信誉数据，都将成为重要的服务数据。届时国家将为这些数据，搭建公平交易的合规市场，而不是任由这些数据停留在少数企业和政府部门。

随着人工化智能和大数据的全面进入消费和服务领域，专业化场景化智能服务机器人、虚拟数字人将大量引入到消费服务中来。企业的财务管理、财务分析、销售管理、客户服务，都将进入云端数据智能服务平台，国家在财税系统关联研发的数据管理平台，将与这些数据实现实时共享，企业经营将变得更加集约和数字化。未来的企业只需要产品部门、业务部门和运营部门，大量的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办公室行政部门，都将被云端的智能服务机器人所取代。企业的财务管理信息孤岛、内部行政信息孤岛，将会大规模的接入政府数据网络和财税管理网络，创业一家企业将变得越来越数字化和简便化。

在大规模数字化经济推进之后，以“算力”为核心的财税管理模式，将会应运而生。

所有的企业未来在使用智能化服务方面，都不在以非标价格，商业谈判来确定，而会是以数字云端智能“算力单位”来进行报价和结算。这种被称为“算力单位”的背后，是电力的价格+通讯价格+硬件平摊单位价格来核算。国家可以通过对“算力补贴”的方式，进行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从而为新的发展方向，保持国家政策的干预和培养。

这样的“算力单位”也将成为一种新的“数字货币”的代币形态，甚至可以展望到的数十年的未来，全球的流通货币，将会被这种国际化的“算力单位”所取代，而之前的法币或主权货币，更像是“资产币”的形态出现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和增值。在这种“算力单位”的驱使下，全球将进入清洁能源的开发热潮、数字科技创新的创业热潮、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热潮、人工智能全面产业和服务应用的热潮。

“数字算力单位”的交易形态也将发生重大转变，除了支持个人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形态，还支持机器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机器与系统之间的数字交易，这将为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大规模发展与进步，提供一种全新的产业发展时代。

在这一系列的新数字经济的转变中，最关键的转变就是国家财税体系，与数字经济实现了无缝衔接，通过数字领域的各种往来和交易，服务和咨询都能纳入财税体系，从而让政府有了更强的主导能力，为人类进入全球化治理，地球政府的形成提供可能。

中国是推动这一趋势发展，最具有引领性和创新性的国家，中国也将在以全人类的未来命运为使命，在和平发展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整个人类，都笼罩在西方宗教文化的”末日审判“的语境之中，这导致对未来的想象缺乏建设性，不是逃离地球，就是战争毁灭。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积极乐观、永续前行、热爱生命、天人合一的文化，就像刘慈欣的《流浪地球》那样，即便是太阳要毁灭了，地球人也依然带着地球去流浪。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地球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希望。

总结

美元“双币模型”是美元财税金融体系融合的重要依据，目前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还是依附关系，是美元代币的经济模式。要走出这一模式，中国的“金融高边疆”将会起到重要作用，未来中国将通过“数字财税”体系和人民币“债务外挂”的方式，实现类似“实物本位”的新金融体系，再展望更远的未来，数字化的“算力单位”将成为人民币的流通币，在数字世界里，中国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双币模型”。